阿基·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世界里，时间仿佛静止不动。虽然电台里实时传来俄乌战争的新闻，他的新片《枯叶》却依然如同几十年前的老电影，无论是道具的选择、视觉风格还是音乐配乐，都充满了跨时代的混合与循环。阿尔玛·波斯蒂在片中的出现，令人联想到卡蒂·奥廷宁，使得影片倍添亲切感。甚至《希望的另一面》里熟悉的落地灯和画作，也在《枯叶》中找到了新的位置。考里斯马基擅长于复刻与拼贴，试图创作出没有语言障碍的全球化故事。
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从来不拘泥于复杂的场景或昂贵的制作，相反，他偏好空间的简洁与背景的朴素。电影中的人物常常行事单一：独自坐在角落，啜饮啤酒或咖啡，一口一口地品尝着蛋糕。几乎没有对白，一切行为表达尽显克制。因此，“极简主义”已成为考里斯马基电影的一大标签。
在《枯叶》中，主演阿尔玛·波斯蒂与尤西·瓦塔宁都不是业余演员。考里斯马基自拍摄生涯伊始就始终与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合作，却常常以独特的方式促使他们跳出舒适圈。拍摄过程中，他提倡不提前排练，简约的剧本中往往只包含对人物、人物造型和行为的描述，力求捕捉表演的初态，抵御过度演练带来的疲劳。
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无处不在，却并非用来放大情感，而是展示演员们共同的表情。他认同布莱希特的“间离”方法，限制观众对角色情感的过度感受。考里斯马基的作品中，人物面孔宛如面具，预示着戏剧性的爆发。他用若即若离的手法，将简单的暗示转化为复杂的叙事。
在《枯叶》中，固定长镜头是考里斯马基的特色，他的摄影机并不企图探索角色的内心世界。观众与摄影机、角色共处同一空间，被迫长时间关注着，却又始终保持距离。这种设计，既强调了观众对情节的理解，又暗示了人物处境及行为的模拟。
除此之外，考里斯马基在影片中反复运用的物件——如老式点唱机、收音机，并在剪辑室选用音乐素材时的精准嗅觉，都为电影的节奏与氛围增色不少。另外，屡屡出现的失业、流离失所与爱情的主题，揭示了他对社会底层命运的深切关怀。
银幕中，我们仿佛看到了现代生活的矛盾与挣扎。《枯叶》中的人物似乎总在受外界控制之下不断失去，而他们面对困境时的无所作为，亦隐喻了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处境。
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男女角色均有独特的特征——男性往往演绎流亡者和无产者的形象，而女性则显得更为清醒、更具理性。《枯叶》中的女主拥有自己的房子，她独自乘坐公交车归家，似乎总是有回撤的余地，这与男性角色所展现的混乱与被动形成鲜明对比。
《枯叶》的故事最终还是围绕着爱情而展开，考里斯马基对人物的细腻描写，以及他对日常生活中幽微之处的观察，赋予了这部电影独特的温情与深意。对于这位导演而言，电影不仅是一种叙事的方式，更是记录生活、审视人性的工具。
如果说电影是导演内心世界的投射，那么在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，我们不仅观察到了生活的沉重、人物的独立，也看到了一种对希望永恒坚守的渴望。时间似乎被抽离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中，留下的是深入骨髓的经典与记忆。每年冬天，我们总会重温考里斯马基的电影，于沉默而深刻的讲述中，寻找自我与岁月的对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