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这个题，我们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。过去曾经写过，歌词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唱过的了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许多经典歌词被修改，比如“现在的一片天，是肮脏的一片天”变成了“现在的一片天，是晴朗的一片天”。新裤子的《你要跳舞吗》里，“你会不会也伤心”也被改为“你会不会也开心”。一字之差，意思完全变了。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也被和谐成了《杀不死的石家庄人》。
然而，这并不仅限于歌词。线下音乐活动也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紧张时刻。这两年来，我们关注到的演唱会频频遭遇“临时取消”，原因都指向了举报。
音乐节和演唱会的举报现象频发。前段时间，天津泡泡岛音乐节上，田馥甄作为压轴嘉宾被举报，官方一开始回应“一切合乎规定和流程”，但随着争议声上升，田馥甄还是缺席了演出。这种举报往往源于网友的政治敏感，但更多的举报逐渐显得无厘头，与政治无关的演出也常被轻易取消。
去年参加了一场摇滚乐队的Livehouse演出，演唱前大银幕出现一句提示：禁止在特定歌曲时撒纸钱，以防被举报为迷信活动。虽然现场效果受影响，但大家都理解并接受了。因为你永远无法预测哪个环节会突然成为举报的理由。今年2月，猎户座金属音乐节因为举报被取消，主办方发现是同行恶意造谣投诉，用家长的口吻举报这个音乐节是“邪教组织”。
5月4日，又有一场重型金属演出被“恶意举报”，主办方给出情况说明和道歉信，并附有举报者交易的聊天记录，举报只是因为“你没事可以帮着搞搞”。
令人惊讶的是，许多举报者其实是乐迷。他们的理由往往是得不到就毁掉，甚至在抢不到票时提出“没抢到票可以考虑举报”。例如，2022年春回音乐季和虎啸春的演出因为抢不到票的恶意举报被取消。2023年青岛多可艾克音乐节因多途径的群众举报被取消，多半因为某歌手塌房，导致其他歌手粉丝不满而举报。甚至，听完整场音乐会后因为不满歌手“服务意识”，也会面临举报风险。
陈奕迅也遭遇类似情况。他在澳门演唱会上有粉丝要求“讲国语”，没有被满足后便威胁举报。后续又因为唱了几首“冷门歌曲”而非热门金曲，面临被举报危险。任何不满现在似乎都可以通过举报来实现，不满越偏激越极端的做法越能占据上风。
这不仅仅是权益问题，而是用“举报”来震慑与限制。如今，举报成为了一种最直接了当的“惩罚”手段。今年，我们看到很多音乐会因为举办地点被举报而取消，有时甚至涉及到一些小细节。为避免举报，音乐节上的彩虹旗被举报为@网信办的对象。在音乐会上，歌手必须保证歌词不露出。去年，万青在梅奔的演唱会上，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因审核未过，只能演奏6分钟的无声伴奏版，虽然如此，全场听众仍然泪流满面。
我们不应去指责这些举报的人，而是问最根本的问题：“为什么一场通过审批的演出还会被举报成功？”演唱会和音乐节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和形象有着重要影响。地方有关部门和领导对音乐会的关注甚至超过普通乐迷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。南阳音乐节通过地方政府推动，成为历来最火的一届迷笛音乐节。西安的TFBOYS“十年之约”演唱会，也因粉丝现场行为被质疑为“乱象”，很快传出大规模取消消息。
这些举报现象，让演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遭到取消，也给了举报者肥沃的土壤，任何理由都能成为举报的借口。这不仅让乐迷和音乐人感到无奈，也影响了音乐的自由与表达。举报愈发严峻的时候，音乐也会慢慢减少。最后，我们可能会失去许多美好的音乐体验。都是自己人，还是别开腔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