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4年，一部名为《攻壳机动队2：无罪》的动画电影问世，至今已步入20周年。尽管影片在当年上映时票房并不理想，但它仍被广大动画和科幻迷奉为巅峰之作。这不仅是因为导演押井守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刻的思想内涵，更在于该片对现实与虚拟、自我与自由意志等哲学问题的探讨。
《攻壳机动队2：无罪》延续了前作的线索，讲述了公安九课成员巴特调查新型机器人杀人案的故事。电影不仅有着精湛的制作技术、令人震撼的画面美学，同时也深深植根于对于人性、技术与社会的多层面省思。
影片中的角色们频繁进行哲学辩论，如“镜子”意象的使用，暗示了人与人偶之间的复杂关系。而电影后半段通过缜密的剧情揭露了残酷的真相：为了追求仿真性，某大公司涉嫌对被拐的儿童洗脑并拷贝其灵魂到仿真机器人体内。在押井守的电影里，真实与虚拟、现实与人偶的界限开始模糊，反映出深层的社会与心理议题。
押井守的执导风格，尤其是对现实与虚拟这组命题的探究，始于1993年的《机动警察和平保卫战》，该电影通过界面来探讨现代社会中的多重现实。而《攻壳机动队2：无罪》则通过人偶的命题来探索自我意识和人性——当人类的感觉、记忆和自我意识均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实现拷贝和替换时，我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将面临何种挑战？
《攻壳机动队2：无罪》最核心的问题也正是如电影片名所示，所谓的“无罪”（Innocence）到底是指代什么？押井守将这一概念深植于电影的叙事中，它不仅反映在面临被利用的“孩童”身上，同时也体现在那些就算获得自我意识也难以被视为“人”的“人偶”身上。这一双重含义在影片中不断回响，成为了思考人类与他者界限的重要钥匙。
尽管如此，电影的晦涩难懂和沉重的哲学隐喻，可能使得一部分观众难以理解和接受。但在老去的岁月里，《攻壳机动队2：无罪》逐渐被认识到其在科幻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。从中可见，一部影片价值的测量，往往不仅仅取决于它最初的票房收益，更在于随时间流逝它给人类文化带来的永恒思考。
